“希望我的讲座能够给寒冷的三国时代和今天这个寒冷的早上带来一点儿温暖。”当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这样开始他在南京图书馆的第二场美学讲座时，我暗自舒了一口气：幸好！

幸好什么呢？幸好这位潘教授没有赞美流血。时下涌现的品评三国的诸位文化英豪其话语权势之恢宏较之三国时代大批武力英豪沙场之威猛真真不相上下。对此，我保留我的惊异与愤怒。我的惊异不难想象：对于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亲人、朋友、同事或是其他我们所熟知的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深度震撼和影响，这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的感觉，仅仅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感觉。可惜的是，在我所接触过的各类品评三国历史或《三国》人物的书籍、讲座、论文中，大家小家专家杂家……见地各有千秋，对于“流血”和“死亡”的态度却高度一致——忽略不计。令人瞠目结舌的“忽略不计”！我的愤怒源于常识：难道已经没有一个中国文化人对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有正常的“人”的感觉了吗？所以，我对这场以三国为主题的美学讲座实在不抱过高的预期。毕竟已经有一位中国美学界专家在银屏上兴致盎然地故事新说那些满手鲜血的风云人物了，他不是第一人，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但不得不承认，我因此对中国的美学家有了些成见。今天坚持来听，其实是因为他月前已经在南京图书馆做过一次公开讲座《“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第三只眼看〈水浒〉》，印象很好，收获颇多，据说这是他的一个“四大奇书”系列讲座，也就强打着精神来了。

谁曾想，潘知常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寒冷的一个时代。”好，我开始直觉自己今天可能没白来。

一、比四九严冬的早晨更寒冷的时代——三国乱世

《三国演义》写了什么？潘教授的概括是：“乱世”。“乱世”接下去是什么？是中国人总爱说的“英雄”吗？然而，他接下去说了一句让人猛醒的话：“所谓‘乱世出英雄’的说法是很不负责任和令人悲哀的。我们，毕竟不是英雄，我们只是——英雄脚下的白骨。”是的，在我们不无艳羡地看着高举斧钺剑戟的三国英豪从身边呼啸而过时，往往舍不得向马蹄下无辜枉死的皑皑白骨投去一瞥悲悯。好在潘知常的“第三只眼”总算替那些眼明心盲者看见了。他说曹操《蒿里行》里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场景，最可怕的恰在于：那是历史事实而非文学想象。这句话说得于我心有戚戚焉。中国的古诗我最爱汉魏诗；汉魏诗歌我最爱的是蔡琰（字文姬）的五言《悲愤诗》。有人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孤篇羞全唐”的佳作，那么，我认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未尝不可誉为“孤篇羞汉魏”的极品。曹操诗是丈夫诗、英雄诗，大丈夫大英雄没多少功夫细数城外的枯骨已经垒到了几层高那大约是很自然的事，对着“千分之零”和“百分之一”的数据“断断肠”，也难说不是旁观时候的闲情聊发。而蔡琰不同。一介女子不幸被战乱的漩涡卷在了英雄的铁蹄之下，这个才情卓著、命途乖舛的弱女子笔下乱世的一幕幕读来更令人心惊胆寒、惨绝哀痛：“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这既是兵燹战祸中英雄脚下白骨的绝叫，也是寒冷时代“乱世人”的命运，我们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境遇，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依旧保持壮怀激烈的良好心情呼号诸如“横刀立马”、“英雄乱世”之类的胡言乱语。每读一遍《悲愤诗》，我的心都会和那遥远年代的才女一起痛哭。

无论是对于作为文学经典的《三国演义》，还是对于作为历史现实的三国乱世，审视或省思的基本立场决定了我们可能得知些什么：是带着超脱的微哂闲谈一段“看上去很美”的英雄传奇，还是以血性的温热和人性的尊严触摸那些在战乱的血雨腥风中辗转、挣扎、沉沦直至泯灭的真实生命，倾听那些微弱然而沉重的声音？这是一个问题。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尊严和有血性的人，都会选择回到历史的绝对现场，而不是回到故事的绝对现场。这不是高深的道理，这只是基于正常人性感觉的简单判断。

回到历史的绝对现场，真相触目惊心——“乱世人不如太平犬”。

二、“道德”面具下的鬼脸——“抢”字当头的暴力夺权

有关于“乱世”叙事的第一个问题是：分裂是如何造成的？

从三国到《三国》，其间中国历史风流云转了千余年，但是“分合之道”的咒语却隐秘而精准地运转着，直到有一天，《三国演义》终于将这条支配了中国千年历史的潜规律昭告天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分合的根据何在？《三国演义》的回答是：“失德”。然而，潘教授随即指出：《三国演义》建立于道德假想社会基础上对“乱世”根源于“失德”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的。对于社会“如果是如何”的道德假想遮蔽了社会“究竟是如何”的历史真相，用道德义愤代替对中国历史冷静的观察，对于个人而言是对“乱世”焦虑的一种虚假心理转移，对于历史而言则是对真相的掩盖、篡改或粉饰。

潘知常认为：三国分裂的总根源包括现实的和人性的两个方面，战乱的现实根源就是掠夺权力，三国大战根本不存在诸如“帝蜀寇魏”之类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也不是主义之战，更不是荣誉之战，只有生存之战。在专制极权治下的一元简单社会中，没有“国”只有“家”，没有公权只有私权，没有公义只有私欲，所有的人都只为自己谋利，而谋利方式自上而下地惊人统一，就是——“抢”。抢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成王败寇的区别只在于“抢”成与否；“一治一乱”的更迭则是“抢”少与“抢”多之间的微妙平衡。在中国历史这种“抢”字当头的暴力掠夺和流氓政治面前，“道德”比书写着道德的纸张更脆弱。

而三国分裂的人性根据，潘知常认为：并非“失德”，实为“失爱”，是不把人当成人。这其中尤令我击节叫好的是，潘教授呼吁说，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重新书写三国的新演义，如果我们去写战争与人的关系，我们去写战火中人的表现，我们去见证战争中的人性：无论是爱的高扬或是美的泯灭，无论战争中的那个“人”是勇往直前或是疑惧延宕，都会给读者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感动、震撼与启示。三国的演义应该是爱的演义、人性的演义和美的演义，而不是一部自欺欺人的道德演义。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在想：或许，这个美好的愿望在遥远的汉魏就曾经有一个默默无名者用一首诗微缩地见证过、呼应过。这首诗叫做《出东门》：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一个曾经眷顾家中妻小的好男儿，是什么样的利剑斩断了他的爱，催他一把推开仅存的爱情与亲情，独自亡命天涯？一个人放弃人的尊严并不会比担当起它更轻松，当这个人说出：“大概我也没几天可活了！”（“白发时下难久居”）的时候，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这个渐渐在人性和爱的视野中消失的人，他出走之后怎样？会是一个初露锋芒的《水浒》好汉吗？还是一个新兴而起的《三国》英雄呢？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不久便做了“好汉”与“英雄”们刀下无数冤魂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英雄与白骨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个关于“乱世”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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