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约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人们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丝麻为主，後一千年逐渐转变为以棉花为主。当然，现代又兴起了人造纤维，则不在本文介绍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後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８，７４５，５３５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２尺５分，重１２两，长４２尺。[12]依１宋尺为３１厘米计，约折合１１３，８６６，８６６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６匹，绵１２两，[13]６匹紬绢约折合７８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４匹和２匹的记录，约折合５２米和２６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１亿。按１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２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２６·０４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５，８５０，３５６两，[14]按１６两为１斤，１宋斤约合０·６公斤估算，约折合２１９吨。若以１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４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１·５万吨。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至元明时代，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此文对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３７之２，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北宋末年亡辽後，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６《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後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３８之４１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宋高宗时，葉夢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係福建路出产，虔布係江西路出产”。[16]楼钥《攻媿集》卷１１２《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綿之类，复载至汴京”。

　　《永乐大典》卷５３４３《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２４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後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17]

　　南宋後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路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18]《永东大典》卷７８９０《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19]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20]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21]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苏籀《闽中秩滿》诗说：“徑從南浦攜書笈，吉貝裳衣皁帽帷。”[22]北宋苏轼《金山夢中作》说：“江東賈客木綿裘。”[23]其弟苏辙《益昌除夕感懷》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綿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幹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綿。”[25]朱熹在信中说，“借请餘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26]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28]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30]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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