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数十年间，固国基，灭南明，平三藩，无暇关注僻处南服一隅的苗疆。直到康熙年间，作为控制及经营边疆可供选择的一种“一劳永逸”的策略，苗疆边墙的修筑才先后两次被提出来加以讨论。

　　康熙十九年（1680）起任辰州知府、乙丑苗乱时“摄分巡道篆”监军的刘应中，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命会同有关官员，在实地考察并访询寨老的基础上，根据苗民家藏《传边录》，厘清了明季苗疆边墙创筑及巡防始末，作《边墙议》，对边墙修筑持慎重的态度：

　　欲兴筑，必先议费所出，今既无公帑可捐，又不便累民以疑众；且所需金以数万计，边荒文武岂能自捐？况近墙各寨皆熟苗，常资以卫内地，其田亩绣错，非荒壤比，岂便复筑土墙隔之于外？是以未敢轻议。

　　他还强调边墙修筑的困难所在：

　　工程浩大，先年原系分守湖北兵备道蔡公创建，今事隶司牧，非边方末弁所能捐助。窃思旧虽有边墙，而倾颓已久，今不过仅有陈迹；若欲复旧，则实需创而非修矣。盖修不过因其间有缺坏而酌量补葺，所费有限也；创者，则从新建造，自无而有，所费则钜也……且当日虽有边墙，亦须七千八百汉土官兵，沿墙分布看守，日夜巡逻；若遇倾圮，则以游兵修葺，方可随时保固无虞。然此乃后来之虑，今且不必预计。但墙今须创而非修，则所捐亦须捐创而非止捐修。13

　　尽管刘应中也认为边墙可为“御苗之藩篱”、“全楚之保障”，但他对捐修边墙持异议的情形跃然纸上。作为辰州知府，刘应中以“辰属冲残荒瘠”、边墙修筑“非独辰州一郡之事”，将这一难题上交“各宪裁夺举行”，自在情理之中。证诸后引的史料可知，清代第一次修边墙之议并未付诸实施。

　　清代的又一次议筑苗疆边墙，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湖广总督鄂海在其所撰《抚苗碑铭》中，言康熙帝灭郑氏收台湾、平噶尔丹拓喀尔喀，宏威远播，“由是薄海内外，尽入版图”，接着话锋一转：

　　惟红苗僻处南服，虞夏以来未闻向化，依岩据谷，时出为民患。康熙五十年，臣鄂海膺命总督湖广，披图按籍，以镇筸边墙宜用旧址修筑，绘图奏请。皇上睿虑渊深，谓：如尔议，未足扞御红苗，命同提督、巡抚会勘。臣鄂海于九月己酉，偕提督、巡抚、总兵诸臣，自五寨司城北出旧边墙，驰入苗地；庚戌至毛都塘，苗人吴老铁等率其子弟导迎，申述诚款；壬子复自司城至乾州苗境，宣上德意，徧谕诸寨渠长，群苗踴躍忭舞，咸顿首曰：……皆愿为编氓，输赋供役，以奉天子。

　　于是先后有毛都塘五十二寨、盘塘窝八十寨生苗归服。康熙皇帝闻奏，表示“朕视天下内外一体”，要求地方文武“令皆安堵乐业，咸遂生养，从容化导，教之礼让。”14不难看出，此次奏议修筑边墙，或许因为地方官员意识到，此时以边墙事妄渎圣听不合时宜，以至有了与“睿虑渊深”的皇帝的意志相配合的大转变；或许有别的缘由，总之是不了了之。

　　大体而论，清初朝廷对苗疆的治理，是其经营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要一环。或许，地方官员两次提出修筑边墙，都与王朝统治进一步深入苗疆的实际需要有关。这种统治力量的渗透，如苗疆五厅县的先后设置，势必对苗疆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永绥厅为例，康熙年间，镇溪所上六里苗民前后数次奔诉有司，愿归版籍，改土归流，最后一次地方官查议称：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据土弁宋纯汉禀称：六里苗人龙德思等愿得复归版图，请令土弁约束、乾州同知管辖。臣（布政使佟国勷暨乾州同知蒋嘉猷等）查镇溪所六里苗民从前虽听保靖司管抚，今龙德思愿为圣朝编户，归汉纳粮，似难阻其归诚，相应准令复业。但宋纯汉土弁微员，镇溪既设流官，应将六里苗民责令土弁专司约束、乾州同知管辖、辰沅靖道经辖，则抚驭得人，而苗民永沾圣化矣。15

　　于此似可看出，土著苗人势力的成长在推动改土归流，而地方政府也在利用苗人的力量削弱土司势力，增强对苗疆社会的直接控制。不管怎样，雍正八年（1730）建立了永绥厅，次年议于吉多坪筑土城，十一年又改筑砖城。16此后，“民自内地而迁，历年开垦，渐觉充裕。”17到了乾隆初年，民、苗之间的冲突和争讼已令永绥厅乃至湖南巡抚等官员头痛不已。18湘南邵阳人魏源深悉乡里近事，对此有简捷而深刻的叙说：

　　初，永绥厅悬苗巢中，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兽穷则啮，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复故地”，而群寨争杀百户响应矣。19

　　嘉庆年间傅鼐经营苗疆时，不得已将永绥厅城迁往花园（今花垣县）。20

　　综合各类文献观之，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中，尽管苗疆并不平静，苗人叛服与朝廷剿抚的文字不绝于史册，全面修复或重新构筑苗疆边墙却一直议而未决。倒是随着朝廷经营苗疆力量的加强，在苗疆“修城筑堡”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和基本手段。从“苗疆全图”中可以看到，“营汛堡坉”的标识符号几乎环绕住整个腊耳山生苗区。

　　乾隆六十年（1795），以贵州松桃厅属大塘苗人石柳邓聚众起事为起点，出现了一场迅速遍及苗疆全境，并持续到嘉庆十一年（1806）才平息的“苗变”。苗变之初，尽管清廷派出名将重臣督办，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官兵，但由于“兵至苗去，兵过黄集”，清廷不得不面对现实，任用“出身佐贰”，“资格不及亲贵”而“有文武才”，时任凤凰厅同知的傅鼐总理苗疆边务。最终，经傅鼐十年苦心经营，苗疆底定。21正是在傅鼐策划苗疆事务的过程中，修筑了为数甚多的碉卡堡坉，以及百余里清代苗疆边墙。据《圣武记》载：

　　时凤凰厅治镇筸，当苗冲，同知傅鼐有文武才，知苗民愈抚且愈骄，而兵罢难再动，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以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妨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战且修，其修之之法，近以防闲，遥以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数者，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枪，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盗不踰；有三便，组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民竞以劝，百堵皆作。……（至嘉庆四年）是年碉堡成，明年，边墙百有余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雾潜出没。每哨台举铳角，则知有警，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戒严，于是守固矣，可以战。22

　　这样，在傅鼐主持下，苗疆五厅县共筑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厢、关门“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凤凰厅接连乾州厅沿边开筑长墙濠沟一百一十余里”。23与此同时，又大力推行屯田，“均亩养丁，自穑自卫；始于所属，次暨于乾州、麻阳、泸溪、保靖、古长坪……先后合屯十有二万余亩。”24

　　清代的这一段边墙主要以条石筑成，当较为坚固，它是否因袭明代苗疆沿边土墙凤凰至乾州段故址而筑，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在随后的岁月中，清代边墙也没有像明代380里沿边土墙那样，一再被提及和强调。道光初年一份奏折中的描述，预示了该边墙“必致倾废无存”的命运：边墙“原筹有岁修经费贰千九百余两，由辰沅永靖道经管支销，遇有坍塌，随时补筑。乃闻近年来报销不实，各厅县碉卡等项坍塌者，多偶值督抚巡阅之时，亦仅于所经过之处略加粘补，此外听其颓坏。似此年复一年，将来必致倾废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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