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氏“六朝隋唐论”及相关的理论、方法在学术上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上文已有论列。他们创立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文化史观，对于六朝隋唐社会仍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阐释力。基于文化史观的贵族概念，其本质属性究竟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还是国家的？所谓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它与上古宗教的氏族政治，宋以后的官僚政治，以及与欧洲、日本中世以武人为中心的封建政治得以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内藤氏既以六朝隋唐为中世，又认为这是一个非封建的中世，表明中国的中世与（欧洲、日本）封建的中世二者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究竟是差异性占主导地位，还是共同性占主要地位？尽管两氏的六朝隋唐论对这些问题所作的阐释，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但他们以门阀士族居于统治地位作为这一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的基本观点和研究取向，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大体符合[57]。

　　我们注意到，内藤氏关于贵族政治的概念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他曾将中国的上古、中世通称为贵族政治时代，后来将其限于秦汉时代，再后来又将其最盛期限于六朝至唐中叶。关于贵族的起源，他认为是起源于“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以郡望为其本体”，强调的是贵族的地域性、社会性或曰自立性特征，后来他将“以郡望为其本体”改作“不用说这是基于原来几代连续出任官吏的缘故”，于是又强调了贵族起源中的官僚性即政治性特征。福原启郎氏认为这一改变表明内藤氏的贵族起源论由一元变为二元，从而出现了矛盾[58]。这样一种矛盾，实际上根源于贵族制本质中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内藤氏明治四十二年（1909）最初讲授支那近世史时所写的笔记中，曾列出这样一个题目：“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指出中世时期，“至唐代出现了英迈的君主（按：指唐太宗），为了合乎国家的目的，于是拟对社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造”[59]。换言之，在此之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

　　姑且不论贵族的最初形成，中世的贵族一旦成为贵族，便与官僚性或曰政治性有不解之缘。贵族定义中官僚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贵族政治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内藤氏谈到唐太宗时国家权威的强大，陈寅恪氏则谈到“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之标准”，而至“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见上文）。可见以政治作为唯一的标准，或者说以经济作为唯一的标准，往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可以说，怎样理解贵族制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的关系，贵族成为贵族的本源是在中央皇朝还是地方社会？是正确理解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二氏“六朝隋唐论”的关键所在，也是中日学者有关贵族制问题的争论的核心所在。看来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恐怕还是要回到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内藤、陈二氏的文化史观，将研究视角深入到贵族的起源即地方社会层面。川胜义雄氏曾引用杜勒鲁奇的话：“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60]当我们从起源中把握贵族制社会，也就是从本质上把握六朝隋唐的时代特征。

　　内藤氏关于贵族制概念的变化，表明他的贵族制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框架[61]，或者说他对贵族本质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而只是无限延长线上的一个阶段。正如宫崎市定氏《内藤湖南与汉学》一文最后一节“他的限度”中所言：“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内藤湖南的学问有它的限度，就如同任何人的学问都有限度一样。”与陈氏同辈的岑仲勉氏，作为陈氏晚辈的黄永年氏，都对陈氏的六朝隋唐论表示过不同看法，或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批评意见[62]。因此，内藤、陈二氏的六朝隋唐论显然也有局限性。不过内藤氏和陈氏的学说的限度，恰恰构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他们构筑的研究基础，包括他们的局限性，都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1]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附录《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
[2]本书第一章“导言”。崔瑞德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
[3]日本方面有关内藤氏的论著甚多，2001年3月（株）河合出版、内藤湖南研究会所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是代表最新研究水准的一部。中国方面较早的有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近年来有钱婉约《内藤湖南的中国行——“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内藤湖南《楚山燕水》、青木正儿《江南春》、《竹头木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载周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1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6]《古代文化》第45卷第8号，京都，1993年，谷川氏此文的副标题即为《向内藤湖南的回归》。
[7]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田氏《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如下文所述，陈寅恪先生关于六朝隋唐时期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著。解放后研究者多集中于农民起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有关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一度陷于停滞，其原因从唐长孺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的“跋语”可见一斑：“去年冬天，同学们曾经对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进行了严正的批判……通过批判，我认识到通贯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重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忽视阶级矛盾。在许多问题上用以解释历史现象的，总是纠缠在皇权、大族、寒人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续编中所收论文当然存在着同样的唯心主义论点，例如‘南朝寒人的兴起’和‘拓跋族的汉化过程’两篇便是过分强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在后一篇中不恰当地夸大了畜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差异，也就是冲淡了甚至抹杀了文化的阶级性。”唐师治六朝隋唐史深受陈氏影响，以及解放后为此受到批判的情形，从“跋语”中清楚可见。唐师198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跋语”中称：“本书收集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二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论文十四篇、读史释词八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至六三年间起草……十年浩劫中，曾被抄没，幸而复归……书名‘拾遗’，纪实也，收拾于放失之遗也。”《拾遗》所收论文，绝大部分是关于统治集团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陈氏过去所关心的问题，这些论文之放失遗落，实际上是被政治放逐。改革开放后，唐先生可以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并结集出版。当时，还有一些中年学者重新就陈氏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请参拙撰《朱大渭〈六朝史论〉评介》，《书品》1999年第4期。
[8]　本文所谓内藤湖南、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即指二氏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为求行文简便，故以“六朝隋唐论”概之。
[9]这些词汇在正史中，从《史记》到《清史稿》均有用例，其例甚多，兹不赘举。
[10]如日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初版于1888-1889年；中国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初版于1904年。
[11]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章“导言”；（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刘宁译），《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内藤乾吉记），筑摩书房1969年版。
[1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同氏《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
[13]见福原启郎氏《内藤湖南中世贵族成立的逻辑》，载上揭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
[14]依次见《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论》、《支那近世史》、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第5卷，第10卷。
[15]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其中“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则据上揭《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6]上揭《支那论》：“……支那的名族具有如此严重的家族制度的意味，因为是相承延续下来的，所以即使没有官爵、封土，也能自然而然地维持其名族地位。”请参谷川道雄氏《内藤湖南和中国基层社会》第3节“近世以前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史林》83-2，2000年。
[17]上揭《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8]参大谷敏夫《湖南的中国文化论和政治论》，葭森健介《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载上揭《内藤湖南的世界》；上揭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
[19]上揭《支那上古史·绪言》。
[20]这是内藤湖南“六朝隋唐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意是指汉武帝通过政治、选举相结合的教育政策，振兴以儒学为中心的学问，导致对礼仪、名节的重视，至后汉时代产生出名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所谓“苦节”之士及名不符实者，内藤氏称之为“学问的中毒”。
[21]上揭《支那中古的文化》、《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载《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参上揭大谷敏夫《湖南的中国文化论和政治论》，福原启郎《内藤湖南中世贵族成立的逻辑》。
[22]《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载《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
[23]上揭《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
[24]内藤湖南《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序》，收入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
[25]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载《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
[26]《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27]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8]见《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韩愈》，均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余不备举。
[29]上揭《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参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黄山书社1987年版。不过近年来针对陈氏此说，频有献疑之作。
[30]《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俱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
[31]下述诸集团，见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载上揭《金明馆丛稿二编》。
[32]关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请参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2章第2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3]上揭《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并参胡戟《试述陈寅恪先生对士族等问题的开拓性研究》，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上揭《金明馆丛稿二编》。
[35]上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
[36]《柳如是别传》下册第五章第100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37]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38]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39]《王观堂先生輓词·序》，载《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0]上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崔浩与寇谦之》，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
[41]《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上揭《金明馆丛稿初编》。
[42]上揭《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
[43]上揭《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中篇。
[44]内藤、陈二氏辈分不同。上揭陈寅恪《王观堂先生輓词》有云：“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蒋天枢氏据陈氏亲口所述，在此二句下笺注云：“日人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内藤别号湖南。罗（按：罗振玉）先生昔年在上海设东文翻译社，延藤田丰八讲授日文。先生从之受学。故此句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仅音韵关系。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虎之学最优也。”据之可知，陈氏对内藤氏之学评价甚高。至于在史学上陈氏是否受到内藤氏影响，限于笔者寡闻，尚未见到确切证据。
[45]转引自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民国二十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与之相同的论点，陈氏《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有如下表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乃兼及民族与文化，吴宓的转述则专在文化一端。
[46]上揭《崔浩与寇谦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47]如他们对曹操唯才是举之令就有不同的分析。陈氏所论略见上文，内藤氏所论见上揭《支那中古的文化》第7讲“曹操的矫正策”。
[48]《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列传第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9]上揭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
[50]上揭《王观堂先生輓词·序》。
[51]载上揭《内藤湖南的世界》。
[52]参上揭葭森健介《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
[53]《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俱载上揭《金明馆丛稿二编》。
[54]王氏观点见上揭王氏《陈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第1章第1节，参李锦绣氏《王永兴谈陈寅恪治史之道》，《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
[55]宫崎市定《内藤湖南与汉学》，姜镇庆译自宫崎氏《亚洲史研究》第5卷（同朋社1978年版，此文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24卷），《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2期。
[56]本自然段及引文，据陈氏弟子周一良氏上揭《纪念陈寅恪先生》，内藤氏弟子宫崎市定氏上揭《内藤湖南与汉学》，并参谷川道雄氏为上揭《内藤湖南的世界》所撰“序说”。
[57]英国学者崔瑞德曾经指出，唐代柳芳按地域分类排列六朝时代的门阀大族，并注意到当时任命官职必须要参考谱牒，宋代沈括似乎也认为六朝时代曾经实施过与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相类似的制度，表明柳、沈二人的心目中，六朝时代业已出现过一种贵族政治或贵族精英政治。此据丁爱博《〈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导言》所引，张琳译，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按：柳芳的议论见于《新唐书》卷199《儒学中·柳冲传》，沈括的议论见于《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58]上揭福原氏《内藤湖南的中世贵族成立的逻辑》。
[59]见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
[60]川胜氏《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一，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61]据上引《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转引武内义雄氏《湖南先生的追忆》，可知内藤湖南氏的讲义是常讲常新。
[62]见傅乐成《中国史论集》所收《陈寅恪岑仲勉对唐代政治史不同见解之比较研究》一文，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黄永年氏《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均收入黄氏自选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二氏对陈氏的研究对象非常熟悉，对陈氏的理论方法亦有深入理解，批评皆有理据。但近年来对陈氏六朝隋唐史研究的批评意见中，亦有立论失诸平允、对陈氏的理论、方法缺乏系统、深入理解者。

0

顶一下

返回首页

请填写详细信息发表评论

评论名字：
电子邮件：
评论内容：
验证字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