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种是个奇人，他的人生可谓是一路风雨一路晴，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粗略的理一下文种的一生，可以看到有两条十分明显的界限，换句话说文种的人生是大起大落的，低谷、高潮再到一个低谷，在这样的浮浮沉沉中，文种到底是如何度过的呢？

公元前473年句践亲率越国大军攻破了吴国的大都姑苏城，迫使吴王夫差在姑苏台自刎，从而报了当年三年在吴为奴的一箭之仇，同时句践也建立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权，而他自己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应该说句践能够创下这样的千古基业和他个人的勤奋与努力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他的左膀右臂也为他的成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而最重要的两个人当然是文种和范蠡。然而在帮助句践完成了大事业之后，范蠡作出的决定是离开越国，到别的地方去闯荡，结果呢是在陶这个地方下海经商了。至于陶是个什么地方，我这里稍作交代：陶，春秋末属宋国，为春秋战国时著名的商业城市。借着这个地方优越的地理环境，范蠡的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为了一方富贾，而被后世尊称为“陶朱公”。贾谊《过秦论》中有言：“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这里所说的陶朱也便是范蠡，而文种因为没有听信范蠡的话，执意留在了越国，而最终的下场却是被句践无情地赐死，这真叫“英雄落地无声，只换得后人怜悯。”那么文种当时为什么不走呢？有人讲：越国这地方好啊！这地方山清水秀，好得令文种舍不得离开啊！是，这一点的确是不容否认的，越国的的确确是个好地方，水乡，酒乡，鱼米之乡……这样的美名是不胜枚举啊，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却把文种给害了。句践举着剑对文种说：“文种啊，看你也老了，给你把剑，你自己看着办吧！”他让文种自己看着办！那还能怎么办呢？“一剑在手，脑袋不留！”而文种自己要到这个时候才醒悟啊，他仰天长啸：“嗟乎！吾闻大恩不报，大功不还，其谓斯乎？吾悔不随范蠡之谋，乃为越王所戮！”他后悔了，可是老兄，迟了啊！！！

不过我倒认为文种一开始并非不知道句践的专横与骄傲，“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世人皆知，况且现在这位是得大胜之后坐稳了江山的君王，那是更加难以伺候，而且一方面范蠡走的时候已经和文种把道理讲的十分的明白了，利害关系分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另一方面文种自己也是个聪明人，对于帝王之心的琢磨，那是肯定有一点方向的，况且帮助句践这么多年，对于句践的脾气早已经摸得清清楚楚。那他怎么还会坚持到底，就是不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有两点他自己主观上的因素在作怪，而恰恰就是这两点致命的因素要了文种的性命，或者说这两点因素也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的一种通病。那么是哪两点主观因素呢？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一，为了报答句践的知遇之恩。历史上类似于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孙膑为报答齐威王的知遇之恩，硬是要拖着残腿和田忌将军一起南征北战，打了几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役，像“围魏救赵”，马陵大战，这些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千古佳传；而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的恩情令他一生难忘，从而他用自己的双手为蜀国苦苦的鞠躬尽瘁了整整27年，正好是他的半辈子！那么文种又是受到了句践怎样的礼遇，让他宁死不走呢？这个事儿啊，我们得从文种的家乡说起。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文种是越国人，也就是现在浙江绍兴人，其实不然，据考证，文种是春秋末期楚国郢人，他是京都人，因为楚国的都城就是郢，也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市的西北部，对于当今中国来说，这个地方算不得偏远，然而对于当时，这个地方离所谓的中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楚国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偏远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中，文种并没有得到当时国王楚平王的赏识，给他在基层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官。那这个小官到底是怎样一种角色呢？首先这个官名叫做宛令。什么叫做宛令呢？说白了也就是宛县的县令，宛县也就是现在现在河南的安阳，而这个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仅仅县长而已，连县委书记都算不上。这个官的确是显得有些小了啊！况且那个时候的县与现在的县的概念未必完全一样。想想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确切的说那个时候还没那么大）要分成那么多个国家，然后一个国家再进行行政区划，如果真的折合，我觉得和现在意义上的镇长和乡长级别差不多，甚至连村长都是有可能的。这样级别的的一个官职对于有大才能又有大志向的文种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说在宛令任上他还是做了很多勤政爱民的好事，但真正属于他展现政治才能的舞台并不宽广。就像只欲展翅高飞的小鸟被囚禁在一只并不大的笼子里一样。他难受的很啊！所以在结识了宛城贤士范蠡之后，又在范蠡的极力劝说下，他们俩个一同来到了越国。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文种是希望范蠡能够去楚国的高层谋个位置，然后他自己可以通过范蠡来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目光长远的范蠡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根据楚国当时的政治状况自己被起用的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即使被起用了，也难于施展自己的抱负。要想自己有为于天下，也只有离开楚国。那么为什么两个人会选择去越国呢？这个国家从地域上讲更加偏远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讲！两个人到了越国以后，受到了句践的热烈欢迎，是以庙堂之礼礼遇之，并且拜为大夫，参议国事。想想啊，这边是个差不多打打杂的县令，而另一边是一个能够参政议政的大夫，这样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天差地别啊！而这样的一个平台，就胸怀大志的文种来讲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他是必须要充分利用的，不然煮熟的鸭子都飞了，那这个人也太懦弱了一点了，也太胸无大志了一点吧！但文种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能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我觉得当范蠡邀文种离开的时候，文种心里肯定在琢磨：当年句践待我不薄啊，没有他的赏识也就没有我文种的今天啊！如果我现在一走了之，那岂不是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了，我看我还是留下来吧！可是又有谁会想到，这一留却留出了祸水。这个估计文种一开始是并没有料到的，而当范蠡劝他的时候，他还天真地不相信范蠡的话。

而第二点我认为比第一点更加重要，也就是他以功臣自居，认为自己破吴有功，句践不会拿他怎么样。当然从某中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付出了总是想要得到一点什么回报的。毕竟这样，对以后做事才会有动力，才能够提高积极性。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一般这样的人结局往往不会很好。我拿两个清代的例子来讲：当初吴三桂放皇太极进了山海关后被封为平西王。但是在康熙一朝，有如此显赫位置的他却发兵叛乱，为什么呢？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原因是因为贪心不足啊，他想想你满清王朝现在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当初要不是我吴三桂，你们进得了山海关，执得了政吗？他认为自己有天大的功劳，所以就不满足于现状了！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乾隆，不容否认，乾隆在位的60年，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实力的确是空前的好，所以乾隆就十分高傲，以十全武功自居，歌颂自己的宏基伟业，结果在晚年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一个和绅，把国家弄的鸡犬不宁，而清朝从这个时候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这个时候的文种恰恰也就是这种心理，他想：你句践现在能够安安稳稳的坐着江山，我文种是功不可没啊！当初要不是我文种，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我保越有功，破吴就更不用说。你难道还会过河拆桥不成？可偏偏出乎文种意料的是，句践真的过河拆桥了！那么文种在这二十多年中到底为越国做了什么事情，竟会让他产生这么大的信心，也竟能够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句践不会拿他开刀呢？
我的观点呢，文种在越国做事前后一共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兵败后；守国时；治国时。

所谓的兵败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句践的部队与吴军在陈交战，结果句践大败，不得不退守会稽的时候。在这个非常时刻，对于是和是战，是去是留这个问题，文种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根据《国语》的记载，上面是这样说的：“大夫种献谋，曰：`夫吴之与越惟天所授，王其无庸战。……王不如没戎，约辞其成，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也就是说文种希望句践能够在这个时候与吴国议和，从而来换取休养生息的前提条件。在他的意见被句践采纳以后，他开始为议和之事四处奔波：向夫差献言，给太宰嚭送礼，终于是得到了夫差的同意，从而双方议和成功。纵然夫差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要求句践及其妻子到吴国为奴，但毕竟使越国保存了下来，为后来的灭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并保存了火种和力量！

所谓的守国时也就是句践和他夫人以及范蠡在吴国为奴的三年之中，文种一个人在越国治理国家的一个时期。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文种一生当中的黄金强档，他一方面充分团结了国内的大夫共赴国难，团结一心搞建设；另一方面又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越国人民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从而使越国的经济得以复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了下来，并且对以后的复仇大计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也不能忘了那位在吴国受苦的国王，他通过贡献玉帛，美女等手段来贿赂吴国的太宰嚭，从而让他时不时的在夫差面前说句践的好话，从而减小句践在吴被杀的可能性。而且最终还是让夫差放掉了句践，为越国的复仇计划保留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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